一年一度的学雷锋纪念日如期来临，自1963年开展学习活动至今，雷锋精神作为中华美德的一种沉淀，也在岁月的沉淀中与时俱进。尽管在新时代下助人精神有了更多的形式与内容，人们仍会把做好事且不计回报的人叫做活雷锋，这是独属于中国人的文化基因与传承。
谈到心理学中的助人精神，着名精神医学大师欧文亚隆（Irvin Yalom）在《当尼采哭泣》中描绘了这样的故事：布雷尔医生受人之托，愿不收分文地医治哲学家尼采的“绝望”，而尼采断定其必有所图，布雷尔只好以“医治自己本人生活的苦恼”作为医治尼采的交换。尼采认为不存在纯粹的帮助，所有的助人行为都是为了利己。
那么，心理学如何看待助人行为的原因呢？
亲社会行为
亲社会行为是那些符合社会期望，对他人、群体及世界有益的行为（Eisenberg, Fabes, & Spinrad, 1998），亲社会行为的直接结果是使他人获得收益，但行动者本人也可能有所获益。
其实，过往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已经揭示了亲社会行为的原因。
社会交换理论认为，助人行为是一种社会资源的交换，商人愿意降低商品售价以获取更多的客源，就是交换理论的现实应用。
除了来自他人的物质回报，亲社会行为还可能让我们的内在心灵获得慰藉。例如，我们会通过助人来减轻内疚感——当他人处于危难之中，至少自己没有袖手旁观；有时，无论当我们有好心情或者坏心情时，我们都更乐于助人，其中的一种解释是助人行为可以缓解消极情绪，维持积极心境，从而产生正向的思维，并强化亲社会行为。
此外，我们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与群体产生联系，并在这种社会关系中担任某种角色，于是角色就会被赋予来自社会的期望。规范（苍辞谤尘）是这样一种社会期望，它为社会成员确定了合适的行为和应尽的义务，也解释了助人行为的原因。
举个例子，互惠规范（reciprocity norm）是指我们理应帮助那些曾经帮助我们的人（Gouldner, 1960）。试想，如果有同学帮你捡起了掉落的物品，结果在下一个转角，你恰巧看到他在问路，或许你会很快上前帮忙。
当然，也有另一种情况，当你在路边看到一位衣衫褴褛的乞讨者时，如果身上刚好有零钱，你是否曾伸出过援手呢？这种不论受助者能否回报，只要认为他们值得帮助并实施助人的行为就符合社会责任规范
对此，进化心理学家们使用了一种循环论证的方式补充亲社会行为的成因。生命的本质在于存活，而存活不仅对个体有意义，对族群而言，存活意味着繁衍和延续——那些能够维持生命火种的行为会保存在基因里。例如，我们会关心与自己有相同基因的人，这被称作亲缘选择（kin selection），而双生子研究发现同卵双胞胎（彼此基因更相似）比异卵双胞胎更多地表现出相互支持（Stewart-Williams, 2007）；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则补充了新的视角，在竞争的群体间，彼此互助的群体要更容易繁衍。
由此看来，尼采的质疑确有合理性，当我们为了潜在回报而实施亲社会行为时，行动其实是以自我为中心的，这些爱和善意最终会导向自己。
